云南花卉咖啡两大产业的来时路
原创 你财哥 云财财 2025年04月29日 11:31 云南
金斗南，银梅子，铜江尾——这句百年谚语，再次叫响是在1984年。
这年，斗南村口一块三分鸡粪土菜地里，悄然冒出一片花海。村里人好奇地问:这是哪样花？种花人化忠义回答:唐菖蒲。
1982年冬天，出差到广州的呈贡县农业局良种场场长化忠义，在白天鹅宾馆看到一支花要卖2角钱，他怦然心动，想到了自己的家乡——在滇池畔以种蔬菜为生的“金斗南”。
第二年，他从佛山引进了唐菖蒲种苗，用1亩地试种成功后，叫下属带着一捆花到昆明白塔路试卖，旁边是当时唯一一家涉外酒店昆明饭店。运气不错，一位要去给朋友过生日的老外，正愁找不到一家花店：
一口气把花全买走了。
历史开始时的切口总是很小。
1984年，化忠义正式在自家的两分自留地上种花。三女儿、十五六岁的化俊华也成了斗南第一个卖花姑娘，每天天不亮就骑着单车，去20公里之外的昆明尚义街卖花。
花娇弱，化俊华怕勒坏了，只能把花插在有水的小桶里。人骑车，车驮桶。一支花3毛钱，第一天就卖了100块钱。当年，家里的种花收益达到3000元左右。
唐菖蒲，原种南非，世界四大切花之一，又名剑兰、十三太保。谁都没想到，一朵淡红的十三太保，竟在斗南开启了一个亚洲花都的传奇故事。
在这之前的300年，斗南都以种菜为主。从抗战时“一担番茄换一个金戒指”，到计划经济时代的产值巅峰，再到改开后的菜价大跌，斗南人经历了一个抛物线，全村多数人家直到80年代仍挤在破旧的土墙草屋里。
经历时代低潮，很多人已不信未来：
但未来往往都埋着好消息。
90年代，化忠义的两分地变成了更大的花田，斗南人的热情被彻底引爆。
全村从0.3亩剑兰开始，种花面积从1989年的360亩，迅猛发展到2000年的2589亩。田里的白菜、萝卜、葱、莲花白、韭菜、西红柿，变成了满天星、勿忘我、玫瑰、百合、紫罗兰、鸢尾花。之后几十年，数字一路飙升，不见尽头。
如果过程像结果这般轻松就好了，但从来不是。
第一代花农毕仲伟说，玫瑰是血钱，康乃馨是汗钱，种花就是血汗钱。
为了一颗种子，花农们辗转几十公里求教专家；为了一个市场，结队远征广州、上海、北京。
1993年，张耀春和几个伙伴，两天两夜挑着扁担在南宁走街串巷，走过7条街21个花店，硬将7箱花卖了出去。上演另一个版本的：
鸡毛飞上天。
广州广福路口的“斗南街”，是斗南花农走向世界的第一个大码头。
李洪波回想往事还心有余悸：住菜市场石棉瓦房很热，穿短衣短裤整理花，一夜下来全身都被蚊子叮，肿得大块大块，衣服都穿不进去，只能用塑料袋套在手上。
但也有趣事。花农没有银行转账习惯，通常都派一人用麻袋装着全村赚的现金，坐飞机回家分钱。麻袋里少则一百来万，多则两三百万，负责带钱的花农常被机场安检质疑：
怎么带这么多现金？
华明昇种了1分地的剑兰，总共卖了160元，相当于在3分土地上种植和销售1000公斤蔬菜。靠种花，他一年就成了万元户。他还是斗南第一个种玫瑰、康乃馨的人，是最早骑着单车到白塔路卖花的伙子、第一批去广州的卖花男，也是率先在云南发展航空托运的卖花人。
1994年，云南航空在斗南设立花卉收运办事处。设点之前，斗南花农需每天凌晨花两三小时，穿过路况不好的公路，以赶上最早的航班，这期间，没有丝毫的休息。
18岁的彝族姑娘李雯碧，从中间商做起，由小到大，成为第一个把花卖到人民大会堂的人。
杨贵是斗南第一个用铁路运花的人。
1994年3月，他坐飞机去了广州，一张票，450块。他直接住在市场的旅社里，高低床，1张床1天20块。白天可以在床上睡觉，晚上床上堆的都是花。通讯不方便，公用电话只可以接不可以打。
广州需要货，家里人每天就在村里排队打电话过来。当时村里种植的品种也不多，石竹、康乃馨、满天星和勿忘我，每天就发1~2件，最多的时候3件。在广州卖花还是挺赚的，1天200~400块。这是30年前的200~400块。
在广州待了半年，杨贵还是回来了。包地种花，种了两年。当时的花要发外地，是用单车驮到昆明南窑火车站，主要是柳州、重庆两条线，一天也就发个1件货，挣个100块左右，比打工还是要强。
1998年，他开始做铁路货运，和一个四川人一起承包了昆明到重庆那趟车的行李箱，他们称那趟车是“168”：
一路发。
十年之后，他又开始做到广州的铁路货运，基本上一天一车，之后又做了7年。
小人物们，终究创造了大时代，和自己的大江大河。
人们都记得最近那句“代表着中国”，但或许更应知道那些来时路和崎岖路。无论是咖啡还是鲜花，都由每一个不可忘的细节组成。
群星闪耀，后面自会迎来黎明。
1995年，斗南建成占地5.7亩的中国第一个村级花卉交易市场；1999年，亚洲最大的昆明国际花卉交易市场投用；2002年，中国第一个国际花拍中心在斗南落下第一锤，第一拍的5把玫瑰，是华明昇自己地里种的……
又是一个奇迹。35年，斗南从花田、花街、花市到亚洲花都，走完西方花卉大国几百年路程，改写了世界花卉发展史，开启了云南花卉发展史。
咖啡
2012年，在深圳搞建筑的王加维，回到家乡保山潞江坝新寨村当村支书。
他发现，村里50多个年轻人天天喝酒打架斗殴，经常在村闹事。他给带头闹事的5个人做了思想工作，陆续安排到修车厂上班。村里不久就消停了下来。
那时从山脚到居住区的公路，还是一条下雨就“上不来、下不去”的土路。
没有任何迹象表明，这里将会是现在的“中国咖啡第一村”。相反，如果当时没顶住那口气，就可能是另一个结局。
因为村民们发现种咖啡不挣钱，砍了不少树。但王加维认为，潞江坝是世界级的干热河谷，纬度、海拔都非常适合种植咖啡。既然说服村民很困难，那就村里带头干，划出600亩地作为党员示范基地，种精品咖啡：
但初期没人相信精诚所至。
尽管请了专家，但产业困局不会一时解锁。要维持村民生计，王加维请人来，教男人电焊，教女人做厨子。咖啡价格低时，鼓励村民出去打工；咖啡行情好时，鼓励大家回来种地。
现在全村户籍人口2082人，持有厨师证的女性有365名，持有电焊证的男性有128名。
人在做，村民在看，终究彻底转变，万亩咖啡园保了下来。
2007年，番啟佐背着10斤咖啡豆，从保山到昆明坐六七个小时的大巴车，再坐飞机到上海，去参加偶然得知的国际食品展览会。
就像小道士第一次下山，完全不知前途何在。
他是被逼的。2000~2007年，咖啡国际期货价持续低迷。最差的时候，咖啡豆价格约为2.6元/公斤，卖了还不够采摘工钱。一年到头几乎没有收入，日子过得很艰难。
他今年49岁，是潞江坝的“咖三代”。当时他没有选择砍树，而是背上咖啡豆走出大山。
初次参展，没有独立展位，只能找人借一块小地方摆咖啡，特意介绍自己的咖啡来自云南保山：
但无人知道这里。
很明显，第一次没有客户光临。
自那以后，番啟佐咬牙坚持再参加两届，还跑去北京、广州、青岛等地自荐云南咖啡。他感谢那些愿意给他机会的好心人，十多年过去了，有些客户至今还在合作。
2010年前后，随着国际咖价回升、国内咖啡消费逐渐兴起，种咖啡才开始重新赚钱。
他的咖啡庄园叫佐园，种植面积约3000亩，和云南热经所、星巴克都有合作。
保山市政协副主席、咖啡专班组长温仕红评价番啟佐，是保山甚至云南真正老老实实靠盘土地、种咖啡获得业界尊重的“中国咖农第一人”。
番啟佐在产业低谷期寻找出路的时候，在德宏，后谷熊相人刚开启一场后来被不少人评价为“很有魄力”的行动。
他顶着巨大压力连续收购小的种植基地，面积最高达到27万亩，除了遮放农场那一点点，德宏的咖啡种植基地尽在后谷之手。当时，德宏也想让后谷把咖啡当成一个产业来整体打造，为的是不让咖啡豆随意流失在外，只供给后谷自己的速溶咖啡厂。
作为整个德宏咖啡的操盘手，后谷也作出不少努力，从种植到技术再到销售，都统一管理。
只是时不予人。
这个庞然大物最终倒下，但它也曾在雀巢、麦斯威尔等国际巨头的领域撕出一道缝隙。
后谷建立了中国第一家自主知识产权的速溶咖啡生产线，也为后来不少前员工办三合一速溶咖啡粉厂奠定了基础。德宏黑柔咖啡创始人山云辉说，昆明有四十多家，保山有三四家。
速溶咖啡不像精品咖啡那样讲究，对原料要求会低一些，但仍有巨大价值。后谷出现之前，云南很多颗粒小的豆子出不了口，有些碎豆只能丢掉。但后来，它们就变成了速溶咖啡。
有业内人说，现在这些级外豆的价格是正常咖啡豆的60%以上，就有后谷之功。
另一个层面看，没有速溶咖啡对消费习惯和文化的培养，精品咖啡在后来也不会这么快深入人心。
这有一个过程。在中国内地，即便在90年代，速溶咖啡也不是一般人能经常喝的，后面随着消费和口味升级，精品咖啡才在十年前逐渐兴起，直到这几年名声大噪。
和很多行业一样，中国咖啡也用三四十年的时间，走完欧美上百年的历程。只是时至今日，云南咖啡依然没有多大的话语权，它包含定价权、市场权：
这正是云南咖啡一直在努力的方向。
2019年前后，云南省咖啡行业协会向雀巢发出一封公开信，质疑其给出的咖啡收购价标准不合理，涉嫌恶意垄断。
背后是另一次波折。云南省咖啡行业协会会长李晓波说，2011年咖啡价格开始低迷，云南的咖啡种植锐减，从几十万亩降至13万亩，咖农太穷了。
《2018年云南省咖啡产业发展分析报告》提到，以雀巢为代表的国际企业在云南以低于纽约咖啡期货10—15美分/磅的价格收购云南商业豆，导致云南咖农减少。
同时，业界也有声音指责雀巢等咖啡公司令卡蒂姆品种在中国大量发展，导致中国咖啡告别精品咖啡。不过李晓波更客观，他说不能这样看，在特定的时间节点，我们要考虑吃饱穿暖，云南种咖啡和温州人做纽扣，有一样的时代意义。
2021年，云南咖啡生豆价格首次实现高于纽约国际期货价格。但在未来，还是要谋求独立的定价权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精品咖啡，也的确在局部区域：
实现了单独定价权。
若按产量和供需来衡量，云南咖啡、中国咖啡是不用想定价权这件事的。
就产量而言，巴西、越南、哥伦比亚、哥斯达黎加、埃塞俄比亚才是重中之重，云南产量排名第12，占全球总产量1.4%。按爱伲咖啡董事长刘明辉的话说，云南的咖啡就算没了，全球市场也不会眨一下眼睛。
不过2020年前后，几大因素把云南往前推了推。疫情叠加俄乌战争导致的物流压力，巴西种植区大面积霜冻和干旱，进口咖啡豆价上涨，云南咖啡豆质量的提升等等。
来云南抢豆的资本越来越多，势头持续至今。
雀巢和星巴克不再是仅有的几个话事人，蜜雪冰城、Manner、瑞幸、伊卡姆、路易达孚和外省企业，还有涌入云南旅居的前互联网大厂“游民”，都在迅速提升采购量。刚下订单，立马就会有人来加钱抢单，已成为普遍现象。
除了供不应求，云南咖啡的品质也是很关键一环：
云南豆拿来做单品的现象越来越多。
咖啡庄园也在迅速蔓延，它是精品咖啡的最重要载体，也是咖啡产业化的集中体现。
2016年，王加维的新寨村等来一位深圳老板建了一号庄园。2018年，他给的收购价是60元/公斤，当时市场价是6元/公斤。
2019年，又建了二号庄园，可以边喝咖啡边观景，后来还成为网红打卡地。2020年，一位成都老板建成三号庄园，有星空帐篷、有悬崖民宿、有智慧农业体验的旅游休闲庄园。2021年，深圳大学也来建设了咖啡图书艺术馆。
产地游陆续兴起，咖啡正从产业延伸成文化。2024年，新寨村累计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。
全省更是已有燎原之势。
到2024年，云南省咖啡种植面积为119.3万亩，产量为15万吨，两者都占全国98%。出口咖啡3.25万吨，同比增长358%。尽管出口量仅占国际市场份额的约1%，但这个“1”后面：
已可预见会有很多个“0”。
在我们最近三年所接触的云南咖啡种植者中，理想主义者和长期主义者俯拾皆是，在他们眼里，没有层峦叠嶂，只有万水千山。
不知不觉，已过万重山。
梁晓声说过，在生活的大多时候，我们应该自己拯救自己。
《白鲸》作者梅尔维尔说过：“我喜欢一切下沉的人。任何一种鱼都可以浮近水面，而只有大鲸鱼才能下沉到五英里或更深的地方。”
和过去一样，未来的一切仍需沉到“具体”中，沉到细节里，沉到每一个人里。
没有任何人能随随便便成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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